原标题：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报告表明―― 　　美国药物滥用问题日趋严重（深度观察）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近期发布了2023年全美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报告。报告表明，美国药物滥用问题日趋严重，2023年美国有近900万人滥用阿片类药物，12岁及以上人群中有约6180万人使用大麻。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美国至今仍未永久整类列管芬太尼，相关监管措施也迟迟没有落实到位，药物滥用和毒品泛滥问题愈演愈烈，导致民众身心健康面临巨大威胁和挑战。 　　药物过量致死人数迅猛增长 　　美国旧金山市中心的联合广场周围奢侈品商店林立，但几百米之外的田德隆街区完全是另一幅场景：众多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很多人滥用阿片类药物或吸食毒品，行为怪异、精神状况堪忧。这里也被称为旧金山市最危险的街区之一。 　　过去几十年，美国药物滥用现象呈快速上升趋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一项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用药过量，其中大部分死于阿片类药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大量使用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是造成不少美国人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美国有约8.1万人死于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一直难以遏制药物过量致死人数迅猛增长”。相关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美国因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为8400人；而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40万人死于各类阿片类药物过量服用；2023年，美国因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已连续第三年超过10万人，大约是2015年的两倍之多。 　　美国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阿片类药物流行病学和政策中心主任玛格达莱娜・塞尔达说，美国在药物滥用问题上正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情况比几年前要严重得多”。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写道：“阿片类药物已成为大众的麻醉剂。” 　　有关法案限制政府监管能力 　　药物滥用问题日趋严重，给个人、家庭、社区及整个医疗保健系统都带来沉重负担，导致更多社会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药物滥用和精神疾病常常相伴而生。美国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的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约有5870万人报告称患有精神疾病。其中，不乏因药物过量而导致精神异常的人。 　　另据《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药物过量导致32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这可能给这些儿童造成童年创伤，并可能影响到这一群体今后的药物成瘾行为。另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与滥用药物或患有药物使用障碍的父母一起生活，生活状况也令人担忧。 　　2016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确保患者用药和有效执法法案》，大大限制了美国毒品管制局监管大型制药企业的能力。据美国媒体披露，代表制药行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发起或共同发起该法案4个版本的23名议员捐款至少150万美元。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间，制药行业共花费1.02亿美元来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和其他相关立法。英国《卫报》此前在一篇报道中也表示，2007年至2017年间，美国的各大制药商投入近25亿美元用于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这些公司寻求影响涉及从药品成本到新药批准方式等各方面的立法。 　　美国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基思・汉弗莱斯、卡内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考尔金斯认为，多年来，美国某些大型制药公司支持发起有组织的运动，否认阿片类药物的危害，误导很多民众滥用药物和毒品，助长了如今美国药物滥用和成瘾问题。 　　凸显美国社会治理深层困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两年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启动了一项全国策略，以防止药物过量服用。但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药物滥用危机并没有得到遏制。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医疗官德布拉・霍里说，仍有大量的家庭因药物过量使用而失去亲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助理部长高京柱认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向政客的捐款将继续影响着政策决定，“美国这场危机代表着多系统监管失灵”。 　　美国媒体报道说，为了追逐更高的市场利润，美国的制药公司和相关机构不遗余力地推动毒品合法化，鼓动人们使用更多药物、医师滥开药用处方，致使很多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滥用药物、染上毒瘾。《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在美国医疗制度中，医药代表影响力很大，常常以讲学、资助为手段鼓励医生开药方，造成许多人药物滥用或成瘾，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阻碍了药物滥用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说，旧金山市中心曾出现广告牌，建议人们与朋友一起分享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美国毒品政策联盟还称赞“芬太尼经销商是减少伤害的人”，建议当地政府不要打扰这些人。不少专家还公开鼓吹不要对毒品污名化。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观点认为，美国药物滥用、毒品泛滥问题是政治体制、经济利益、游说制度、社会文化等共振的结果，凸显出美国社会治理深层困境，呼吁美国政府要在公共政策、警察执法、法律体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以改变药物滥用、毒品泛滥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