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老屋西侧，傍着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不宽的河道上除了有座连通公路的“界泾桥”，还架着好几座大小不一的石桥、水桥，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随母亲从市区回到乡下生活，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这条河却揽我入怀，给了我更多的爱。

我在这里学会了游泳。从最初双手扒着水桥石板，两条腿在河水里“扑通扑通”拍打出阵阵浪花，不久就学会了最笨拙的“狗爬式”。虽然我之后始终不敢赤身裸体、大呼小叫地从桥上跳到河里，但也从此不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嫌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像乡邻们一样，那时我家也养了三五只鸭子。寻常的日子里，它们会自己下河觅食，黄昏时自己上岸回家。但是，碰到天气骤变，它们便常常晕头转向。记得有天黄昏，突然下起大雨，母亲带上我沿着河岸边喊边找，好不容易才用竹竿石块，把几只鸭子从一堆水草丛里赶到岸上，气得我当场就想把它们全宰了；可到了隔天风平浪静的早晨，当我把鸭子放出棚舍，看到它们“嘎嘎嘎”地欢叫着，朝河里摇摇摆摆走去时，一腔怒气早已消散。

一晃，我中学毕业，别无选择地成了一个知青农民，和这条河也就有了别样的联系。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生产队的肥料，多为大粪和河泥，大粪多靠水泥船驳运到田头，河泥总在冬季堆积在近处的河道河塘底，我也常常参与其间。不消说，当年的农作生活十分艰辛，但乡亲们一年四季乐观爽朗的好心情，却时时滋养着我的身心。

那年，生产队在紧靠界泾河的那片黄泥岗上办起一座小砖窑，我被派到窑场，和其他社员一起做土坯。从取泥、和泥、踩泥，到制坯、叠坯，环环都是累活，但社员们依然苦中作乐，用五婶的话来说，“动不动就苦着个脸，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五婶那时才四十来岁，身材胖胖的，特别爱笑，笑起来时，一双眼睛便眯成两条缝。五婶的力气大，饭量也大，有一回，大家一边做坯一边聊天，五婶说：“昨天家里做圆子，我一口气吃了二十来只！”有人便“扑哧”一声笑了：“五婶，你吹吧！”五婶瞬间瞪大了眼：“你不信？我和你打个赌！”“好啊好啊！”大伙齐齐起哄，五婶见状，当即豪气万丈：“你们现在就去买两斤小切酥，我当场就能吃掉！”接着又许诺，“如果输了，我自掏腰包，要不就为大家唱个山歌！”

“小切酥”是当年供销社商店里供应的一种干点心，它是用各种糕饼拉下的边角料合成的，价廉物美。一开始，五婶吃得又快又得意，渐渐地，节奏就缓慢下来，等到喝点水全都咽下肚，更是连连打噎，懊恼不已。第二天，她主动告诉大家：“昨晚我啥都没吃，只是喝了半碗酱油汤。”

大家跟着就问：“那你昨天为啥不早点唱个歌呢？”五婶却又笑了：“嘿嘿，不蒸馒头争口气，既然打赌，我总不能输吧！要说唱歌，我现在补上就是。”说完，五婶就润了润嗓子张开嘴：“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小河的水呀，哗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她走啊走得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

五婶唱得真好啊，一时间，整个窑场也跟着鲜活起来。

“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这是美国作家安·兹温格在《奔腾的河流》中写下的一句话，而在我的生命中，分明也有这样一条河——那条傍着我故乡老屋的界泾河，以及当年的那些场景，至今宛若昨日。（赵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