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9月14日电 题：全球人权治理中的中国贡献

　　——专访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亚洲事务委员会(CARI)主席马豪恩(Jorge E.　Malena)

　　作者 裴心语

　　人权发展指向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持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亚洲事务委员会(CARI)主席马豪恩日前接受“东西问”专访，探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中国贡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秩序与国际体系？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尤其是保护人权的国际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马豪恩：国际体系是程序、制度和规范的结合，在特定时代定义了国际行为的监管框架。

　　近年来，西方集团声称自身拥有某些特别监护权来规范国际体系，该体系最初以“自由国际秩序”的形式制定，后来又以“基于规则的秩序”制定。中国政府则同时将自己定位为全面安全的支持者，强调为了实现持久安全，必须考虑所有行为体的利益。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转变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引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崛起，意味着另一个深刻的变化，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对国际体系的稳定产生了影响。因此，把握中国在国际人权治理方面的作用，对于各国理解威胁国际体系的挑战以及寻求加强全球人权保护的答案至关重要。

　　关于保护人权的国际体系，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多年来，中国签署并加入了许多重要的全球人权条约，表明了对国际人权秩序的更大承诺。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奉行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立场相互关联，这些理念与倡议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超越了“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概念不再局限于中国，在“金砖+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的声明中都有体现。

　　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支持人权中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并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经济成就建立了声望，中国的立场也得到了“全球南方”的大力支持。

　　记者：从理论到实践，中国作出了哪些完善国际体系的行动？

　　马豪恩：中国外交的具体行动体现了中国的言行一致。如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参与国。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解决主要的国际危机，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巴以冲突及阿富汗内战等。

　　中国还积极参与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安理会通过的反恐决议，并始终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将《联合国宪章》作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

　　此外，中国连续多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30%以上的份额，这一切都归功于中国作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预计每年将为世界带来1.6万亿美元的收益，相当于全球GDP的1.3%，这将有助于数千万人摆脱贫困。

　　关于中国对国际人权保护体系的承诺，中国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为保障人权制度作出了切实努力。

　　记者：未来在国际人权体系中，中国将发挥什么作用？

　　马豪恩：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转型。“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同意这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饶有兴趣地关注中国的举措。可以说，中国的意图是改革国际体系，而不是用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中国提出的“国际体系民主化”思想，意味着其并不愿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警察”，而是专注于为中国找到一条在全球不稳定和不确定局势中生存的道路，同时促进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成就为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人权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其在消除极端贫困、保障适足生活水平权利、促进社会平等和保护弱势群体权利方面的做法和成就，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发展提供了“中国式方法”。中国不仅有意改善国际体系，而且还得到了“全球南方”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当前国际权力转移的历史阶段，国际体系中的新发展可能会对国际人权制度产生影响。作为《联合国宪章》体系以及国际人权制度大多数规则的建设性贡献者，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人权尤其是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担负重要任务，能够为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行动带来希望。(完)

　　受访者简介：

　　马豪恩(Jorge Eduardo Malena)，博士，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亚洲事务委员会主席，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授，中国外交学院客座教授。